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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茂荫家训诠释徽州家风

徽州家族聚族而居,在皖南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在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和宗法礼教的严格治理下,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内核,以《朱子家训》为基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治家规范,即徽州家风。

徽州家风的形成,除了宗族教化外,家族灵魂人物的个人修养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王茂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历代徽州官吏中,王茂荫官不算高,著不算丰,但其格物致知、廉静寡营、忠孝至爱,蕴含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品质,并在其“家训”中得到了系统诠释。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生于安徽歙县杞梓里村。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及兵、工、吏部右(左)侍郎等职,因其货币思想问鼎我国近代货币思想史最高成就,而成为《资本论》中唯一提及的中国人。

王茂荫家训散见于其遗嘱、书信、日记中,其中《遗言和家训》,先后十年,数次立言,近两千字,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其修身齐家理念。

格物致知,饱读诗书识义理

读书以穷理。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徽州人认为,读书是天下一等好事,也是认知万事万物之本。王茂荫六岁丧母,其父在外经商,祖母方氏将其抚养成人。王茂荫传承了其祖母“识义理”的读书理念,要求“日后子孙非有安邦定国之才,只可读书应试,博取小功名而已”,不必求高官厚禄。这在当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背景下,能够以这样的平和心态去读书,是难能可贵的。另一方面,也体现王茂荫因材施教、区别对待的人本精神,他不强求子孙在博取功名这座独木桥上冲锋陷阵,这或许是他当年屡试不第以及在户部近十五年“办事员”角色的深刻感悟吧。

格物以致知。王茂荫自幼好学,“髫龄入塾,晨入暮归,或起稍迟,同学有先入塾者,府君必哭泣自责,塾师已是深器重之”。然王茂荫自认为“自幼多病失学,舞勺后又自不好学,喜看杂书,致荒正业。弱冠后,即日从事制议,于学问二字毫无根底,动笔辄自惭。 ”实际上,王茂荫通读古今,博览中外,善于钻研,学以致用,从而形成其丰富的人才、经济、军事、吏治思想。其主张发行纸钞而被咸丰帝重用,又因其反对铸“大钱”、坚持“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钞票”,被皇帝认为“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而受到“严行申饬”,因此成为《资本论》中唯一提及的中国人。其人才观在等级森严封建社会、内外交困的晚清时期,可谓一股清流,他提出“治平之道,在用人、理财二端”、“天生才以供世用,不在上而在下……唯贤知贤,唯才知才”、“简用才能,不拘资格”等用人思想,反对捐纳举人和入赀拜官制度。

传家以诗书。王茂荫的主要思想体现在他的一百多份奏折中,这些不仅是治国理政的策略,更是认知事物、修身齐家的感悟。咸丰八年(1858)七月至同治元年(1862)四月,王茂荫因病“开缺”期间,他移居至北京东城玉清观,除受聘主讲潞河书院外,潜心整理誊抄其部分奏稿(原稿存歙县档案馆),并作《家训和遗言》道:“我之奏疏,词虽不文,然颇费苦心,于时事利弊,实有切中要害处,存以垂示子孙。 ”王茂荫认为“以书籍传子孙,胜过良田百万”,何况这些凝聚他一生心血、汇集他为人处世道理的奏稿,这是他给予后代的“传家宝”。王茂荫还想告诉子孙,他所获得的“恩宠”不是靠阿谀奉承得来的,希望他们将来要靠真才实学获得认同。

诚意正心,名利财色身外物

坚守清心寡欲。王茂荫将人品好坏归结在“名、利、财、色”四字上,他认为“万恶淫为首”,告诫子孙“戒色是等一义,汝辈似乎未犯,然当谨终身,且当垂示子孙”。他京官三十余年,夫人仅一次“探亲到京,居不数月,便回故里”,其余时间均独居歙县会馆,一卷在手,别无嗜好,更别说纳妾或寻花问柳之事。“万恶淫为首”,不仅是古代,在当今也是金玉良言,看看近年来被打的“老虎苍蝇”们,九成以上因“色”毁前程,悔及终身。王茂荫继承了祖母、父亲遗风,一生粗衣粝食。在其咸丰八年(1858),续作的《家训和遗言》中写道:“方书五亲家处存有纹铌乙千余两,本意坐为退归养老之资,身过则以此项作为四房子孙读书膏火之费。 ”王茂荫京官三十载,官至二品,但仅有“纹铌乙千余两”积蓄,在清末官场上,可谓凤毛麟角。他不仅在京无深宅大院,就连家乡杞梓里祖居遭兵燹后,也仅在歙县雄村义成购得三间民房终其一生。

懂得取舍义利。王茂荫有着浓厚的德本财末思想,重人品轻财利,他认为:“凡人坏品行,损阴骘,都只在财利上,故做人须从取舍上起。富与贵,是人之所欲章,所以从此说也。此处得失厉害关头,人心安得无动?惟当审之以义,安之以命。我命中有时即不取非义亦有,命中无时即取尽非义,终归于无。看着当下取来,虽见为有,不知非灾横祸出而消耗之,必且过于所取。须以当下之不取,为消将来之横祸,则此心自放得下。古云:漏脯充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随之。当时时作此想,则自然不敢妄取。 ”王茂荫认为获取不义之财如同饮鸩止渴,还可能遭遇飞来横祸。此说虽有迷信之嫌,但截获不义之财者,惶惶不可终日倒是切实存在的。据说,王茂荫曾举荐过盱眙人吴棠,使之从一个七品知县一路晋升至四川总督,成为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齐名的晚清名臣。王茂荫与吴棠素昧平生,只闻其名,从未谋面。 1864年,王茂荫自京城回乡葬母,途径淮阴,吴棠送来五百两银子,以谢当年举荐之恩。他未予接受,坦然地说:“保举,公也;涉于私,则不足道也”。他还意识到,衣食无忧时,不难做到坚持操守、淡薄名利、不取不义之财。但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时,做到“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却很难,所以他告诫子孙,将来“家产薄、家口多,衣食难度”时,谨防“见利忘义”。

不求传世虚名。王茂荫一生淡泊名利,认为“我以德名留后人,胜过黄金万镒”,“自己不要什么,两袖清风足矣”。他在咸丰元年(1851)首作《家训和遗言》时,就有“既不想京察,亦不愿截取,并无贪恋名位之心”,只想辞呈回乡作一介平民。他极力反对著书立传,明确表示“刻书是我所恶,无论何人总想要著书传世,将来必有祖龙再出,一举而焚之也”。可见,他反对刻书立传,除不愿附庸风雅外,可能对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将整理完成的四卷奏稿交于子孙时,要求“惟止可传家,不可传世。断断不宜刊刻,切切是嘱”。甚至认为,自己所存诗文、试帖“日后有将此等诗文混行刊刻者,以不孝论”。王茂荫对自己的人品“自问止算中等人”,他“存心不敢做坏事,而未免存惧天谴、畏人言之心。立意要想做好事,而实徒抱智术疏、才力薄之恨。非独经济不足言,即在宗族乡党间亦未有甚裨益”。他认为自己“圣贤门前固未望见,即理学诸先儒所言无所为而为善,无所畏而自不为恶,与夫敬事、慎言、明礼、达用都无一毫功夫”。他担心“倘他日有议,从祀朱夫子及从祀乡贤者”,“若入其中,必至愧死”,所以要求子孙“必力行阻止,告以我有遗言,断断不敢从命”,“儿辈若违此言,以大不孝论”。王茂荫认为自己功德平平,担心逝后入祖庙被后人供奉,自愧难当,故要求子孙须极力阻止。他还要求子孙,他死后“行状不必做”。他说“我之行事,尔辈不得知,亦做不来,且天下自有公论,国史亦必有传,无庸作此无物也,谨记”。由此可见,王茂荫不愿铸碑立传,但是他还是希望自己拳拳之心得到“国史”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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