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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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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字亮畴,祖籍广东东莞,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是我国外交界的耆宿,宪政史上的功臣,也是国际知名的法学家。

王宠惠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后赴日本留学,研读法律。留日期间,他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并于1910年在东京与一些进步学生创办《民国报》月刊,鼓吹民族主义,抨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1904年在美国留学时期,参与孙中山先生首次对世界英文文告的起草,题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提出改造中国的主张。王宠惠虽较孙中山年轻十余岁,但二人在思想观念上极为接近,孙中山创立的五权思想,就与他经常切磋。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王即任中华民国首任外交总长。

中华民国的建立铲除“四千余年君主专制之迹,使民主政治予以开始”,是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它的出现自然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极大关注。如何避免列强的军事干涉,防止刚诞生的政权不被扼杀,成为刚上任的王宠惠面临的最艰巨的问题。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解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是为了避免列强的干涉,国民政府决定暂时采取排满不排外的外交政策。王宠惠上任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于1912年1月5日发表了国民政府对外宣言,表明了国民政府对外的基本态度。宣言宣称: “临时政府成立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宣言承认了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同时也严正声明,由实时起清政府对外的一切行动,国民政府坚决不予承认。宣言措词得体,态度严正,不仅使列强不致以军事干涉中国革命,保持了中立态度,而且使清政府在外交上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取得了良好效果。

为了争取国际支持,寻求国际社会对国民政府的承认,王宠惠在宣言中还阐述了中华民国“持和平主义与我友邦益增睦谊,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并“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不徒享有种种之利益与特权,亦且与各国交相提挈,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的愿望。同时还致电各国公使,请求严守中立,并承认民国。

列强看到民国政府的明确态度和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考虑到在华的自身利益,深恐他国趁机渔利,因此不得不承认国民政府。1913年5月2日,美国驻华公使正式送达美国总统致中华民国总统的国书,正式承认中华民国。英、日、俄、德、法、意亦随之承认。新生的革命政权终于站稳了脚跟。

在此期间,王宠惠还以坚决的态度处理了荷属爪哇华侨被害事件。1912年2月19日,爪哇泗水华侨为庆祝中华民国诞生,升五色旗,鸣放爆竹,集会庆祝。不意荷兰军警出面干涉,向集会群众开枪,造成三人死亡,百余人被捕的惨剧。事件发生后,泗水华侨向国民政府致电,请求保护。这时,由于国民政府尚未与荷兰建交,王宠惠就转电北京新选总统袁世凯请与驻京荷兰公使严正交涉,要求荷兰政府立即释放被捕华侨,并为死伤及受损害者赔偿。他还电示在荷兰海牙交涉的中国代表刘镜人,据理力争,不必多作委屈。由于中国政府态度强硬,外交部据理力争,荷兰政府被迫允诺:惩办枪杀华侨之凶手,优抚被害华侨之家属,赔偿华侨损失,并对旅居荷属华侨与荷人一律看待。中国政府的对外交涉取得了重大胜利。由此,国民政府在外交事务的处理上一改清政府委曲求全的作风,树立了不卑不亢独立自主的崭新形象。

王宠惠在民国成立时,任外交部长的时间并不长,但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为民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1年,由美国发起的旨在解决远东危机的华盛顿会议召开。王宠惠以大理院长的身份代表中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他据理力争,大胆发言,与列强代表唇枪舌剑,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提案,为中国争回不少权益。

王宠惠首先在11月25日的第六次全体委员会中,提出取消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建议案。领事裁判权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强加给中国司法和行政方面最沉重的桎梏。民国建立后,政府曾作种种努力,但取消目的终未达到。王宠惠在议案中首先指出了领事裁判权对中国的危害:损害中国主权,中国国民视之为国家奇耻;同一地有不同的法庭,造成司法上的种种困难;其特殊情态,妨害地方行政管理等等。王宠惠在议案中特别指出:“中国司法改良已有长足进步”,列强为维护其特权,过去常以中国法制未改良而寻找的借口已不能成立。他要求“与会各国定一期限,撤废各该国在华之领事裁判权,与会各国现应指定代表,协议日期,与中国交涉,拟具一计划,以逐渐修改并终于撤废领事裁判权制度。”

王宠惠的议案合情、合法,列强虽心有不甘,但迫不得已答应成立一调查小组考查中国司法现状,以“足使各国逐渐用他种方法放弃各该国之领事裁判权。”列强虽未最终废止这种特权,但已作出了明显的让步。王宠惠的议案为领事裁判权的最终撤废打下了基础。

接着,王宠惠在12月15日的第十六次全体委员会中提出废除二十一条案。“二十一条”一向被中国人民视为奇耻大辱,撤废“二十一条”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希望。王宠惠在议案中指出:“此项条约及协议侵害中国领土完整,及英、法、俄、美、日各国以条约保证之中国独立。”该约是在“威吓之情形下交涉。”且以“最后通牒之胁迫构成之,违背国际法之精神。”并说明该约具有特殊不良性质,在外交上实无先例,它严重影响中国的生存、独立及领土完整,也是远东和平的最大障碍。他提请大会:为中国及各国利益计,为远东和平计,中国代表团要求重行讨论并取消该项条约及协议。

该案提出后,日本代表团当即表示反对,其代表币原并提出种种理由和借口加以狡辩,企图维持在中国的特权。对于日本政府的无耻抵赖,王宠惠在答辩中以事实及法理为根据,逐点剖析,理由充分,驳得币原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只好于次年2月向委员会正式声明,放弃对东三省的特权。王宠惠提出的议案取得了一定成果。

华盛顿会议对中国问题的解决虽未尽如人意,但王宠惠提出的许多议案,对约束列强,免使中国再受宰割,尤其是迟缓日本侵华的步伐,起了重大作用。王宠惠在外交上的贡献不可埋没。

1927年3月,王宠惠再次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外交部长,这时正是抗战前夕。这期间,中日危机日益加深,日本随时准备发动侵华战争。王宠惠根据国民党五全大会所制定的原则,在外交上采取了尽量迟缓战争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的方针。这种方针的执行,对国民政府准备力量,充实国防起了关键作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外交部立即昭告世界正义人士,中国政府竭尽和平方法,终于忍无可忍,不得不武力自卫,奋起抗战。外交部长王宠惠采取了“外求友,少树敌”的方针:第一,促请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的签字国家,对我国实行其在盟约上和条约上所负之义务,采取有效方法,制止日本的侵略,恢复远东和平。第二,在国际上多寻盟国,减少敌国。宣传日本暴行,唤起世界民族同情。第三,对日本在我国领土内建立的傀儡组织及其行为,坚予否认。

根据上述外交方针,我国出席国联大会代表顾维钧等于9月13日向国联提出申诉。他们在日内瓦发表关于中日冲突的正式文告。文告宣称:“鉴于日本侵略中国空前未有之严重,中国政府决定再向国联提出申述。”文告指出:日本之侵略,不独威胁中国的独立与其领土完整,而且亦危及世界一般和平,故中国政府与人民,确信代表嗜爱和平的国家大团体的国联应筹议并采行有效之计划,以制止日本在华侵略与残暴的行为。10月13日在比利时首都举行的 “九国公约”签约国会议上,中国代表顾维钧再次列举日本武力侵略事实,表达我国坚决抵抗之决心,并请各国援助中国抗战。

在中国政府的一再敦请下,九国公约会议于11月15日通过大会宣言,一致对日本的暴行予以谴责。被迫退出国联,宣告在道义上彻底失败。中国外交的胜利,争取到了国际上的同情与支持,孤立了暴日。

王宠惠在外交上积极寻求国际支持的同时,还向世人大力宣传日本暴行与侵略事实。1937、年10月16日,他在电台向美发表演讲,题为“暴日蛮行危及世界和平,请发动全力助我抗战。”在演讲中,他向美国人民昭示了日军在中国残杀妇孺,屠戮非战斗人员,滥施毒气,摧残文教事业的种种惨无人道的行径。他“以正义与人道名誉。向美国人民吁请两事,第一,请避免任何行动促使侵略者直接或间接受益。第二,请发动全力,对于中国此次生死关头之奋斗,予以赞助。”

出于我国代表在国联与各种国际会议场合及王宠惠外长在广播电台积极的宣传,激起世界各国人民对日本侵略与野蛮行为之公愤,纷纷起而反对日本与制裁日本。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禁止美政府所有商船装载军火前往中日,实际上采取了对日的军火禁运。英国抵制日货的运动发展十分迅速,遍及全国。英南威尔士区铁工联合会执委会通过重要决议,要求总工会全国执委会,通告全国及欧洲各国,对各种货物原料,。凡输往日本或自日本输入者,务当拒绝,并从而发动全世界的抵制日货运动,非至日军撤出中国不止。

王宠惠在争取外援的同时,还经常在电台及报刊向同胞宣传,鼓舞士气。1939年3月,王宠惠在一次广播演讲中向全国人民指出:日本侵略中国已经激起各国的公愤,受到国际人士之谴责与制裁,而我国的神圣抗战得到了国际舆论之赞扬,国际形势对我国更为有利。演讲使国人认识到我国抗战,不是孤立无援而是获得国际同情与支持的,使国人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同时对一小撮企图接受敌人侵略条件,甘心卖国的汉奸,无异是当头一棒。

王宠惠在其任上,联合了各国,孤立了敌人,为中国日后由独立抗战转变为与盟国联合作战开创了局面。

1941年4月,王宠惠卸任外交部长,改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从此时到抗战结束,他还积极参加处理了一些重大的外交事务。1943年国民政府与美、英两国分别签订平等新约,废除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及其他有关特权,王宠惠亦多参与。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召开。会议就中美英三国联合对日本作战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即开罗宣言。在该宣言拟定过程中,王宠惠以其良好的英文和严密审慎的态度,积极争取,据理力争,为维护中国的利益作出了很大贡献。其中,英国代表贾德干将原案第四段“满洲台湾澎湖当然归还中国”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王宠惠立即表示,如此修改,含糊其词,不明确说明该归何国,中国不能赞成,也恐引起世界各国的怀疑。他指出:外国人士对于东北台湾澎湖等地,常有各种离奇议论与主张。今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联合共同作战与反侵略之目标,岂非空谈。因此要求维持原案之字句。在王宠惠的坚持下,英国代表同意维持原案,不再修改。

王宠惠在两次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为中国人民联合世界各国正义人民击败最凶恶的敌人———法西斯日本,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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